“改革文学”在20 世纪80 年代始终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身份角色”，采用了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策略性话语，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新星》这一文本在当时受到热切追捧，而随后由太原电视台所拍摄而成的电视剧《新星》也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仅与“时代同步”，呈现了复杂的现实改革局面，其带有悲剧色彩的结局也注入了柯云路沉重的思考，同时，它也在不断书写和传播过程中成为承载着现实社会普遍想象与普遍情绪的社会符号。《新星》是柯云路对于阶段性改革现状的一种深切思考，它不同于发轫初期的“改革文学”，而更是一种对于现实改革深化的复杂呈现，并借以不同的隐喻方式建构出一种审美化了的意识形态，从而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改革精神”不仅在李向南的身上有所呈现，更寄寓了作者一种历史意识，从不同角度探寻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是一种“改革精神”。

一、“改革”的反思

“改革文学”中对于“改革者”形象的描写永远是符合民众期盼的。“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棱子”①——这是《乔厂长上任记》对于乔光朴的形象描写。这种“革命战士”的形象是“改革文学”初期对于“改革者”形象塑造方法的典型运用。而到了《新星》中，李向南的描述则更有了一些“干部”的味道：“一米七八的高个子，黑而清瘦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一身洗得发淡的深灰色的确良衣服，裤腿挽到小腿肚，赤脚穿着一双旧凉鞋。”②李向南的形象符合了“干部”的朴素、沉稳与老练，也更迎合了当时民众对于“干部”的形象想象，这一干练的“英雄”形象也预示着李向南对于“改革”的决心。电视剧《新星》当中的李向南的形象也非常符合上述描述，给观众以视觉的直观感受。

实际上，在《新星》中李向南的“改革”全部是在围绕着政治上的改革与斗争所进行的，其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规划”也指向了政治斗争。李向南在古陵县上任开始，便着手处理信访问题，并解决了一名退休教师三间住房被长期霸占的问题。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这名教师魏祯的身份——“原国民党起义中校”。他的上访已多达七十七次，顾荣所领导的古陵县政府部门相互推诿，事情一直悬而未决。但在李向南很快解决此事件后，顾荣在一次会议上借此指责他的工作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李向南慢条斯理地回应道：“现在搞改革整顿，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和为它服务的政治效率、行政效率。”“上下级关系要在工作中，要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全新的工作基础上加强、改善，甚至重建。”③可以看出，此时的李向南在以政治权力体制改革的进行来保障经济建设而反驳顾荣，政治体制改革在李向南看来是首要任务。

因此，李向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一系列改革设想的前提，对这一改革构想的实践表现为平复冤假错案，裁撤县委办公室主任与不称职镇长，大胆起用以前受打击的经济人才等。而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直接证明了古陵县政府人员的调动是李向南决策的结果，而这一“权力行为”实质上并没有对古陵县的体制进行革新。李向南对行政制度革新的设想是基于对旧体制的变革，然而我们发现，他的“改革”赖以展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得力于这样一套旧体制，而李向南则是利用自身的权力来重组了古陵县的政治格局。基于他一来古陵就接待百姓来访，更在一天内处理完几十件民生问题，创作主体这样的叙述使读者畅快淋漓的同时也使读者脑海里勾勒出了传统的“青天”形象。可以说，这种“非现代”的“改革”并非是对旧体制的创新，而只是李向南对古陵县政府机构的一次重组。这也仅仅是对《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的延展和深化，在体制内通过权力来推动改革，从而达成目标。这样的改革想象在其“改革叙事”中为改革的推行蒙上了困境，以致最后的失败。

而在《新星》的叙事中，除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契合外，其对于20 世纪80 年代“现代性”话语也有着充分的展现，彰显着有别于主流话语的“新质”。在李向南进行“改革”的同时，他与林虹的几次关于“人生观”论辩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李向南的几组说词：

“林虹，你应该对生活积极点。”李向南说。